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
文/记者 谌彦辉
大连日资企业罢工事件是近年劳资关系标志性事件，如何从中反思中国劳工政策？11月22日，本刊专访大陆劳资关系问题专家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大连日资企业爆发一连串罢工事件，您怎么看？
常凯：罢工事件仅仅是劳资纠纷，不宜过多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判断，特别是9月份中日关系紧张时期，也许有些背景性的因素，但最主要的还是工人的待遇和基本权益出了问题。但问题不仅是日资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，更多涉及政府的劳工政策和如何处理劳资关系。这个问题恐怕更严重。
其实，罢工事件说明中国劳资关系处理市场化的特点显现出来。而市场化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工人有自己的一种集体权益诉求，而且有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。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很少见，也非常令人瞩目。可以说，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此次罢工事件与以往有何不同？它的启示意义又是什么？
常凯：标志性事件是工人采取了一种非常有利的集体行动，它已经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围，而是一个地区的工人同盟罢工。这表明工人自我觉悟已经到了相当一个程度。如果没有工人的觉悟、工人领袖或工人的组织，事件都不可能达到这一地步。
低工资看似是罢工的导火索，实际是工人要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，即工人用自己的行动来参与工资决定。
显然，工人不能忍受再做廉价的劳动力，而且是工人提出涨工资，资方必须考虑。就是说，工人要参与工资决定的过程才行，不是资方说了就算。照理说，这个意见应该由工会代表，但工会不起这个作用，所以工人自己起来争取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您如何看政府在罢工事件中的反应及处理？
常凯：从罢工事件中也可看出来，工会实际在罢工之前一无所知，被工人甩到了一边。但后来在罢工善后处理当中，工会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对政府来说，一开始的处理方法也是迷茫的。说工人罢工非法，压制工人。最后在工人坚持，政府权衡之下选择了一种比较明智的处理方式。
我比较欣赏政府在此次罢工事件中的表现，毕竟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不错的。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政府答应了工人的要求，这就足够了。因为，答应工人的要求意义不在于涨了多少工资，而是政府认定了工人这种集体行动的合法性。
特别是事件结果需要加以关注。普遍涨薪——这种诉求不仅显示工人觉悟起来，而且工人自己取得了胜利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促使政府改变以往罢工处理方式的因素是什么？
常凯：现在，所有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在考虑如何平衡市场化下的劳资关系。但这里有一个矛盾，政府为了发展经济，很多地方必须服从这样一个目标。而服从这个目标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政府打压劳工，支持资本，支持雇主。由此产生另外一个问题，工人起来反抗，实际上经济也无法发展。政府面临一种两难选择。
大连日资企业的工人用自己的行动，让雇主无法小看他们的力量，这也是工人自己力量的一种表达。尽管在某种程度上，政府是出于无奈。
如果是一个企业，政府不怕，它会采取强硬措施。但像这种大规模的十几个厂甚至更多的厂都起来罢工，政府能派人把几万工人抓起来吗？现在，政府不敢小觑劳工，工人力量已经体现出来。而且，这种反抗不是个别的，而是集体的，具有同盟性的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大连市政府表示在罢工事件后将对招商引资政策有所调整，您认为当前政府应该调整的政策是什么？
常凯：国外资本到中国来其实最关注的是劳工政策，但恰恰我们忽略了这一点。
在国外，日本、欧美国家经常问我有关工资制度是怎么确定的，有没有集体谈判，工人有没有工会等问题，这都是他们最关注的。他们看重的是劳动力成本，但劳动者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，他们必须关注。
可是，很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多半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工资最低；工人不会闹事罢工，不会与你们作对”等话，他们就是这么宣传劳工政策的，其实这恰恰与国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工政策是不相符的。
市场经济下，工人与雇主各有自己的权利，双方是一种法律契约关系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中国劳工政策大致经历怎样一个发展过程？
常凯：劳工政策的实质含义是劳资关系政策，或者劳动关系的政策，劳工政策的核心是劳工权益的问题，它所涉及的劳资双方，过去没有这种劳资关系，所以就无所谓劳工政策。一旦劳动力市场化，劳资关系就有了，所以政府现在要平衡，于是产生劳工政策。
劳工政策是一个体系，中国的劳工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而且，现在的劳工政策并不是很成熟，也不是很明确，总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就目前来看，现行劳工政策又受到哪些方面的冲击？当前劳工政策制定应该加强关注哪些方面？
常凯：现行的劳工政策不是受到冲击的问题，而是劳工政策该怎么完善、涉及到劳工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怎么制定。比如劳资冲突、工人权益、工会代表、工资标准等，劳工政策既有劳工个人权利方面的内容，也应有集体权利的内容，包括罢工、谈判。
此次罢工事件涉及劳动力价格问题。通常工资是由市场决定，同时又存在一个劳资力量对比。但现在工人处于绝对的弱势，所以正常的情况下，工人应该组织起来，与资方形成相对平衡的关系。
在所有国家的劳资关系理论当中，最基础认可的是集体劳动关系形成，即工会代表。单个的工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种规范的劳资关系。不能形成工会代表的集体劳动关系，才容易出问题。
这也是中国劳工政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。怎样形成工人利益的代表，通过一种正常的途径去谈判工资，涨工资，而不是工人起来罢工——这种情况不正常，政府也不希望这样。实际上需要在劳工政策中确立真正的集体谈判机制。但是，建立这样的谈判机制又回到前提条件——有没有代表工人的工会。转了一圈，绕不开的是工会问题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中国劳工低工资待遇十几年不变，大连工人感同深受。这种“低成本扩张”的政策发挥过短期的吸引外资的作用，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及影响是什么？
常凯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劳工自己实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。劳工对企业、对政府越来越离心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劳工有几种选择；一是忍耐;二是逃跑，形成“民工荒”。还有一种就是抗争，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益，比如集体罢工，静坐示威。这种“低成本扩张”政策长此以往，会不断激化劳资矛盾，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当前，政府调整劳工政策似乎面临一个两难问题，政府加强对劳工的保护会增加劳动力成本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。您认为，政府应该如何找到平衡？
常凯：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，看政府的把握。政府应该居中，在劳资双方之间协调，这是政府作用，但现在这个作用让工会取代，实际是很可笑的事。如果政府能把握住这个度的话，既能发展经济，又能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。现实的问题是，资本发展很快，而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很小。并不是说增加一点工资，就影响投资，影响企业发展。靠剥夺工人，让工人在最基本的权益都保障不了的情况下去发展经济，是不可取的。
《凤凰周刊》：劳工政策如果不及时调整，将造成什么影响与后果？
常凯：结果对企业、工人、政府和社会都不利。劳资关系的平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。为什么战后德国和日本发展这么快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劳工政策上，适合这个国家。劳资双方共同发展，而不是一方发展。现在，我们光注重资本发展，而忽略劳工的发展。如果不及时调整，最直接的影响是劳资关系不稳定，劳资冲突更激烈，社会陷入不安定。对此，政府应该高度警惕和注意，因为现在不少地方工人的工资、劳动保障等方面已经出问题了。劳工政策应该致力于有利劳资双方的和谐，共同发展，这才是目标。当前提倡和谐社会，恰恰是对以往这种状态的修正。
